张怡微：谁若年轻一岁，那他就不会明白｜艺见
对成年人来说，没有一种痛苦的来由是单一的。爱情也许只是过于复杂的痛苦中，最容易表达和被人理解的一种。
去年有一部电视剧叫《一把青》，里面有一句台词我很喜欢：“会遇上什么，不知道。来了，就硬撑。输了，也怨不得别人。”说得很好。《一一》也是这样。我们要如何度过爱的痛苦？靠硬撑。我们要如何克服无爱的痛苦？也靠硬撑。分开的痛苦，要靠硬撑，其实在一起，有时也是撑过去的。这就是生活，套用电影里的台词：“真是没有那么复杂。”
from《一一》：
“谁若年轻一岁，那他就不会明白”
这是一个日常生活的世界，这里所发生的一切都受制于市井社会的种种现实，也就难以产生出高尚的英雄豪杰。但奇怪的是，日常世界中的力量又十分动人，具有感染力。日常世界中的冷漠，会被这种乐观和坚毅击败。可一旦对这种乐观的精神寄予厚望，又会令人感到失望。
电影中的公公去世前对阿娥说：“你知道人生是怎么样的吗？很有趣的。”而后他给自己喜欢的媳妇、女儿都摘了花，像一个童话。人生有趣在哪里呢？知道了穿新鞋追不上走失的父亲，知道了公公硬要穿着衣服洗澡，不如当洗衣服一起洗吧……
“人生如朝露，休涕泪，莫愁烦。”因为愁烦也没有用。幼稚少艾，哀乐中年，亦复如是。
from《女人，四十》：
“人生如朝露，休涕泪，莫愁烦”
我很喜欢黎小军写给“亲爱的小婷”的那些信，他从来不给李翘写信。
对黎小军而言，李翘这个人是真实有过的，但没有语言可以命名，李翘是“宁愿相信”的无言。总之黎小军跟李翘是没有那种“确凿”的东西的。这要怎么形容呢？就好像始终处于一种“快要”“接近”“几乎就是了”的爱的境遇中。这和新移民的身份认同也是有关系的，和这个新城市的扎扎实实生计的联结、情感的联结都十分熟稔，暧昧到亲密的那种程度，但就是不“确凿”，始终是漂浮的感觉。所以有的爱情就是确凿的，像出生地一样确凿，有的爱就真的没办法很确凿。
这是我心中的《甜蜜蜜》，谜一样的。
from《甜蜜蜜》：
“你比我爱人重”
回过头来看，小青与白素贞的友情之初，小青曾说：“你比我漂亮，法力比我高强，又比我老……”居然连一点嫉妒的成分都看不到。她说“姐姐，许仙并不好”时同样那么由衷。她问姐姐，男人有什么好？姐姐说：“怎么说呢，那是叫人软弱无能、万念俱灰的快乐。”
一段五百年的姐妹情却不敌短短几年的姐弟恋，真令人想到身边见过的很多心酸事。想到小青说“又比我老……”时的天真负气，又觉得可爱。“情”字那么广大，“万念俱灰”并非只针对爱情而言，也可以是冲着自己锥心刺骨的友谊而来。
我们白来世上一趟，一事无成，但我们女性却是有这样配得起“万念俱灰”四个字的情义的，这是《青蛇》的温柔。
from《青蛇》：
“那是叫人软弱无能、万念俱灰的快乐”
张怡微电影随笔四题
《谁若年轻一岁，那他就不会明白》
《中华文学选刊》2019年第2期“艺见”栏目选载
选自《新腔》
山东画报出版社2018年8月版
《一一》：
“谁若年轻一岁，那他就不会明白”
文│张怡微
德国作家马丁·瓦尔泽曾经在他的一部作品中写道：“谁若年轻一岁，那他就不会明白。”后来这句话被用作他和君特·格拉斯对谈的标题，刊于2007年第6期的《时代周刊》。
那一年，他们都是八十岁。
八十岁那年，瓦尔泽还写了一本热销书，叫作《恋爱中的男人》，记录了歌德晚年的一场黄昏恋。据说出版社打出广告词，称此乃“歌德最后一爱”，写歌德于八十岁高龄之际，爱上了一位十九岁的少女。书中充满了爱的箴言、劝导与慨叹，小说开篇第一句话便是：“他看见她的时候，她早已看见他。她进入他的视野的时候，他早已成为她的注视对象。”这很爱情，也很电影，带着一种可被原谅的文艺腔，像我们借由别人的故事回忆往事时，会刻意记住的文学语言。
书里又写：“人不负责了解自己。认识你自己：这是一个可爱的幻觉。或者说要求你去虚构自我。这样你就不是你，而是你的虚构。只有别人能够了解你。他们越爱你，他们就越了解你。”不知道为什么，《恋爱中的男人》总令我想到杨德昌名作《一一》中的简南峻（NJ）咋咋呼呼的初恋情人阿瑞，人到中年，情绪依然不太稳定，热爱密集发问；又会瞬间失声痛哭。她一个劲地责怪NJ不理她、责怪NJ不辞而别、责怪NJ这样那样的沉默。直到许多年后，NJ终于深思熟虑敲开初恋情人的门，说了一句足以倾覆他半生沉默的重话：“我从来没爱过另外一个人。”与此同时他又说，“还有人比我更了解你吗？”
从前看《一一》，我都是从小男孩简洋洋的视角，来观看家里大人们的背影，偷听家族生活里碎片般的私隐。母亲心情不好，需要上山修行才能克服内心魔障；父亲工作不顺、心事重重，借出差机会和初恋重逢；外婆突然中风；迷信风水的舅舅问家里借了钱，娶了奉子成婚的公司小职员，惹来旧爱在婚礼当天闹场；姐姐爱上了闺蜜的追求者，谈了一小段恋爱又被抛弃，追求者因误会又杀害了闺蜜的家庭教师。
以电影文本来看，《一一》结构工整，细节考究，由一场乱哄哄的婚礼开始，到一场喜忧参半的丧礼完结，当中说了许多故事，没头没尾，白描了许多人的一生，提出了许多无解的问题。影片中翻来覆去说的一句话是，“事情哪有那么复杂”，但所有的观影者都知道，事情复杂得很，包含了童年困惑、少女心事、中年危机、事业转型、旧爱重逢、照顾老人……不管从哪一个横截面切入，都能窥探人生百态、五味杂陈。
然而我一直记得，电影开始时，吴念真扮演的NJ和初恋情人重逢，是在圆山饭店宴会厅的电梯口。对我们普通人而言，电梯门的开合实在很像一种揭幕，是一个虚幻的舞台。无论突然登场的那一位是邻居还是同事，还是陌生的家庭、情人，总带着神秘的气息，象征着一种“冷不防”的错愕。
在这场揭幕中，中年NJ带着小儿子，看到了从电梯里登场的、打扮华丽的旧情人阿瑞。她先是展现了自己最好的一面，说自己住在美国，又给了NJ一张名片，就优雅地翩然而去。整个过程，NJ和儿子都只有背影，NJ没有说一个字。一分钟后，阿瑞却怒气冲冲地跑回来问他：“那次你跟我约好了你为什么没来？我一直等一直等，我被你害得好惨你知道吗？”阿瑞劈头盖脸说起的“那次”，已是二十多年前。NJ还是没有回答。
女人总是这样，胸怀无穷无尽的怨念掷向离她们而去的男人，但阿瑞没有说的是“那时候我想移民”“我很怕你养不起我”这种真话。奇怪的是，即使NJ心里确凿地知道这些原委，他似乎也不怎么怪她，他不怪她情绪大起大落、不怪她恨他、不怪她其实也有私心，他只是不知道该说什么。奇怪的是，尽管什么都没有说，他还觉得全世界只有自己最懂她。
曾经亲近到从来不用说“最近”的两个人，终于熬过日复一日地度过，等再次见面到了需要派发名片介绍自己近况的地步，总是很讽刺的事。NJ在一个夜晚回到办公室照着名片给阿瑞打电话，他说：“……还好是电话录音，不然我不知道怎么跟你说话，听说，你现在过得不错，很替你高兴，以前听同学说，你生活得很辛苦，好像觉得跟自己有关，很在意。那天你问我，十多年前为何突然不告而别，其实当时我有很多原因，不过现在说，也没什么意义，现在知道你生活很好，很幸福，我就很开心了，真的。祝福你了！”
都是客气话，不能作数的。事情又怎可能如此罢休，像许多台湾电影的套路一样，两个有缘人后来还是扛不过思念，选择在东京重逢。人已中年，都有婚姻（一位还不止一次），又有苦闷，不再有什么不能说破的。女人话多一些，说说前夫、孩子、自己做过的梦、吃过的苦。男人就假装很平静，说很少的话，点点睛。这似乎是他们一贯的相处模式，即使人生重来一遍，也不会有什么改变。
NJ责怪阿瑞年轻时总逼他成为一个他不想成为的人，看起来很生气的样子，阿瑞问起：“我实在搞不清楚，在高中的时候，你怎么会突然喜欢上我？”NJ却说：“不止吧，可能还更早。可能从小学时候就开始了。”看起来不太会说话的男人，总是会被性子很急的恋人逼问，但一旦逼问出个什么来，女人其实又难招架。不安分的阿瑞心比天高，可悲的是，她似乎又很吃NJ这一套。
NJ说“我从来没爱过另外一个人”可能是真的，阿瑞知道自己说不出同样的话，说出来也不是真的。她只能尽情地哭，来表达痛苦、遗憾、人之为人的永不满足，因为思念总是真实的。一个永不满足的人永远觉得遗憾，像一个嫉妒的人永远羡慕一样。最后，她还用相似的不辞而别，回报了NJ二十多年前欠她的情债，这实在是很有趣的事。她要抢回一段感情的话语权，尽管万般痛苦也历经坎坷，尽管这段旧情对她的人生而言已经没有太大的意义，她还是在意这个结尾的主宰。像NJ那么“在意”她过得不好的时候，“总觉得和自己有关”。他们难兄难弟，仿佛唯有这样才能说服自己，还给自己尊严。
一个隐忍、细心、容易自责又颇有自知之明的男人，爱上了一个攻击性极强、情感丰富又患得患失的女人，本来就是一种可见的煎熬。而NJ的孩子们，似乎也继承了相似的基因，扮演着他的小学、中学时代压抑的精神世界。这种弗洛伊德式的表达方式，暗示着童年的痛苦必将继续巩固。
我很容易留意小说或电影中的“重逢”，因为那似乎意味着一种修改命运的期望。NJ和阿瑞，在异乡像恋爱时一样牵手、散步、吃饭、聊天。在深夜又抱头痛哭，互相埋怨。十年前我看到这一段情节的时候会感动哭，现在倒只觉得有趣。“谁若年轻一岁，那他就不会明白。”
之前写《玻璃之城》和《甜蜜蜜》的时候说到，香港导演很会借“爱情”提出社会问题，爱情只是个容器，台湾导演则会借社会问题来反复提炼爱情的纯度。如果说《心动》的遗憾在于经济起飞时期女人的永不甘心，那么《一一》中的阿瑞其实是相似的状况。用好听一点的说辞，就是对女人来说，“可能你爱的是一个人，想嫁的却是另一个人”。这并没有什么好疑惑的，即使他们说了很多自己的感受，又说了一些戳心戳肺的真话，但他们都没有说出内心深处最真实的看法。
NJ说：“想起来真是好笑，我电机系念完，现在做的是你当初希望我做的事，身边没有你了，而你的生活过得比我还好。”后半句话真是听不出来是什么意思，他似乎还想保留那种“你过得不好终究是和我有关”的内疚，又似乎只是说说而已。而阿瑞，反正也爱过很多人，走过了大半个地球，终于实现了财务自由。回到故乡，知道有一个人一生只爱自己一人，算一笔不亏的收获。都那么大年纪了，她走了以后，他还病了一场，爱情还原为一种极为有杀伤力和破坏力的交手，他们从都没有赢，玩到都没有输，什么也证明不了。唯有真真切切看到彼此痛苦，才觉得安心了一点，觉得这辈子携手做过一件什么要紧的事，如此缺乏自信的相互定义，也算是天生一对。
对成年人来说，没有一种痛苦的来由是单一的。爱情也许只是过于复杂的痛苦中，最容易表达和被人理解的一种。NJ和日本客户说起初恋、失恋，两个英文都不好的人，经由爱情的回忆，居然感觉到了彼此之间心灵相通，可见爱情的通俗性。但台湾导演在理解“忍耐”这件事上，总保持着出人意料的清醒，令人敬佩。
去年有一部电视剧叫《一把青》，里面有一句台词我很喜欢：“会遇上什么，不知道。来了，就硬撑。输了，也怨不得别人。”说得很好。《一一》也是这样。我们要如何度过爱的痛苦？靠硬撑。我们要如何克服无爱的痛苦？也靠硬撑。分开的痛苦，要靠硬撑，其实在一起，有时也是撑过去的。这就是生活，套用电影里的台词：“真是没有那么复杂。”
——见《中华文学选刊》2019年第2期
张怡微，1987年生。复旦大学哲学学士、文学硕士，台湾政治大学中文系博士。著有长篇小说《细民盛宴》、中短篇小说集《樱桃青衣》、学术随笔集《情关西游》、散文集《都是遗风在醉人》《因为梦见你离开》《云物如故乡》等。现任教于复旦大学中文系创意写作专业。
链接
《新腔》书名取自黄庭坚诗“时时能度曲，秀句入新腔”，以全新的视角重新诠释经典，重温文学故事，新解旧文往事，在小说、戏曲、电影的细读比较中，探寻文学艺术审美的时代新曲。
全书分三辑，第一辑“爱情为什么变成了历史”，重读王安忆、张爱玲、白先勇、苏童、毕飞宇、严歌苓、金宇澄、蒋晓云、琼瑶、威廉·特雷弗、村上春树等经典作家的经典著作，爬梳情与史的辉映。第二辑“往日闲愁今日止”，从话本小说与古代戏曲中重探中国文学的情理因缘。第三辑“戏台与枷锁”，细读经典影剧，打捞通俗剧中世情练达背后的纹理。
“新腔”是文学生活中流动的斯文、奇境的联想，是世俗人间有情人多走的那二十年远路，跋涉过千里江陵的内心。是时间的游戏，也是心事的重省。书里的爱情为什么变成了历史？戏台上的故事为什么可以成为萦绕我们心头的深情往事？新腔一曲，低唱闲愁。
《新腔》后记
一棵树怎么会生出不同的果子
2017年年初，我从台湾政治大学博士毕业，回到复旦大学中文系创意写作专业工作。读硕士的时候，我念的这个专业还叫“文学写作”。毕业时，硕士论文写的是石黑一雄的小说。也是在2017年，石黑一雄爆冷拿了诺贝尔文学奖。开奖当天晚上，我的手机被打爆，但我一个电话都不敢接。
那天晚上我倒是想了不少事，还把自己的论文拿出来看了一遍，写得真糟糕。石黑一雄小说的简繁体字版本及英文版本，曾经占据我一格书柜，现在已经蒙上了很厚的灰。有一本《群山淡景》，是当时到台大交换的同学为我影印的。后来他没有做学术，十分可惜，更可惜的是，毕业以后我们居然再没有见过了。当中约过几次，都没有见成。我想这也是这些年的知交零落、人之常情。
我还记得硕士答辩时，有一位教授问我，你说石黑一雄小说里的“记忆的留白”，那你自己的小说里为什么没有“留白”……这个问题直到现在我都回答不了。去年一次开会时，我的硕士指导教授王宏图很高兴地对别人说，“她的论文就写的是石黑一雄欸”，让我瞬间感到无地自容。用时髦的话来说，这也许叫做，“我想念我自己”。因为，我已经完全不记得我为什么会研究石黑一雄，我想可能是因为，他也是创意写作专业毕业的，成就了这个专业毕业生的传奇，发表小说、获奖、改编电影……
但不知发生了怎样神秘的状况，后来几年我的兴趣、志向都发生了微妙的转移。唯独有读小说这件事，断断续续还在坚持。有时读完了就写成文章换成稿费，有时纯粹是为了纾解压力。
石黑一雄获奖之后，我去了一次东京，在书店买了一些他的英文小说，以表纪念。但我也知道，有些时光一去不返。心中想过的那些事，欣赏过的人，枝枝蔓蔓、琐琐碎碎，如果没有文字纪录，大约也就被混沌的岁月彻底吞噬了。我的幸运在于，我是一个比较勤快的作家，还有生活压力。所以无论写得好不好，我的人生都种植在了更为清晰的时间上。
这本集子里的文章，大都是我这两年打点日常生活的证明书。要说艰苦，也是最后一里路的那种艰苦。我并不怀念这些时光，甚至努力想要忘记。我总是想如果不写这样的文章，我的人生是不是能变得更加“整齐”一点、体面一点。但就像小说《教父》里说的，“一个人只有一种命运”。
反正我也曾是个专栏作家。
很感谢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帮助过我的编辑们。感谢“73烟纸店”。
想起来给学生上课，最初是秋天的时候，说到大家熟悉的《湖心亭看雪》。我说这样恶劣的天气，这样的一个人，会选择特地跑出去看雪，他的内心到底是开心还是不开心呢？这会不会一种行为艺术呢？这话现在想起来都有点尴尬，因为不管心情与处境如何，只要不是作家，跑出去看一看雪，大概根本就不是值得说道的事。在外面的那些人，可能既没有被贬官、也没有忧愁无告、也没有老尽少年心……就是很普通地、在外面站了一会儿。只有我们这样的人，才会无事生非、小题大做地记录下来，还发表出来，沾沾自喜。可那是我的命运。
陈之藩写《念胡适》的文章里，有一处写一位受苦的修士因空难而亡，一生的苦都仿佛白受了。陈曾经问，他为什么一家兄弟姐妹都当神职。另一个修士立即说，“一棵树怎会生出不同的果子？”
“一棵树怎会生出不同的果子？”
很好的话呢。像很多人的写作。也像很多人起起伏伏、变化又渐渐不再变化的一生。
张怡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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